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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第一二部分
zt.wineast.com 发布时间：2006-2-21 2:53:45
作者：益农发展文章录入：益农发展

一《通俗解读新农村建设》

    有的城市人可能会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政府的事、农民的事，不关城里人的事；或许还会有人认为是中央又来了新口号、新运动，没什么实际意义。错了，如果你在十年内不移民的话，新农村建设肯定和你有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不是指在农村建几排漂亮房子？当然不是。漂亮房子也是建设新农村的一个内容，但主要目的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什么是新农村？十六界五中全会上温家宝总理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概括为20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说起建设新农村，至少有两个人物我们需要了解：温铁军、林毅夫。温铁军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河北人。人称温三农，11年工农兵生活经历，11年农村试验区调研经验。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如果你阅读温先生几年前的文章，你会发现他对解决三农问题所提出对策很多已经变成了目前实行的农村政策。在他的一系列头衔中，有一个头衔特别需要点明：河北省定县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是温铁军自己掏钱建立的、想找一条中国农民摆脱困境出路的实验学院。

    林毅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台湾宜兰人。27年前，从台湾金门夹着两个篮球，游了2000米，到大陆来的陆军上尉，如今已是中国知名经济学家。这位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林毅夫曾长期从事中国农业问题的研究工作，其研究建议经常为政府部门决策所参考，被称为中国政府经济智囊之一。1999年，林毅夫教授就提出，增加农村公共投入，增加农民收入，以扩大内需。这种内需拉动型的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

    1、为什么中央现在会提出建设新农村？

    如前所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曾上书总理的李昌平有个说法“农民真苦,农村真难,农业真危险”。对于三农问题的现状，中央的表述是：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民间还有一种调侃的表述是“吃饭基本靠党，穿衣基本靠纺，致富基本靠抢，媳妇基本靠想；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调侃的说法比较夸张，现实没有那么残酷，但决不是你在春节晚会上小品里看的墙上都挂液晶了。如果说三农问题现在很严重也不算太夸张。说严重有两个含义：一是三农现状，二是三农问题再不解决，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先说现状，瑞士前驻华大使在回国后，有人问其对中国的总体印象。他说，中国有3亿多人口的城市和欧洲差不多，8亿多人口的农村和非洲差不多，欧洲加非洲就是中国。如果需要数据说话，有这样一组数据：2004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4∶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约为5～6∶1，而改革之初的1978年，这个比例是2.5∶1。这一差距反映的是发展上的差异。而城乡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设施上的差距则更大：农村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占39.1%，远低于城市65.4%的水平；目前，90%左右的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全国还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等等。总结起来就是农村基础设施（水利、道路、饮水、电网、通信、）落后，尤其是需要高度组织化、社会化的水利，有些地方一直是在吃改革前的老底子；农村社会事业（教育、文化、卫生）问题太多，特别是原有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保障体制，在90年代开始的医疗体制改革后，几近瘫痪。有的承包有的关门，开门的也门可罗雀，农民小病挺、大病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加入wto后，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有限，农业产业化滞后、产业链短、附加值低。除了到城市的企业做不上保险的最廉价劳动力，在青春年华被榨干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只能回到农村，农民别无他法。

    如果说将来中国城市都已经花团锦簇，同时又带着一个大多数人生活相对落后的农村，却说我们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程度，或者说我们已经是小康社会了，那是说不过去的。如果认为农村发展的慢就慢慢发展吧，可以先把城市发展起来再说嘛。这种的想法是片面的，因为三农问题解决不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经济增长后续乏力和社会的动荡。

    第一个严重后果是经济发展的持续性问题。经济增长有三架马车“投资、出口、消费”，我们改革开放27年来前期是靠解放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物资文化需求，或者说主要是依靠解决被物质匮乏而压抑的消费欲望来快速发展，后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我们有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比的庞大人口，庞大的市场，为什么现在消费这架马车没有什么力气？那是因为财富在社会群体间的分配有问题，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里；财富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分配有问题，8亿农民还很穷。如果说没有消费这马车近十年发展的也很好，以后还是靠出口和投资发展行不行呢？短期的经济增长可以，长期的增长不现实。先说出口，现在世界上50%以上的相机，30%以上的空调和电视机，25%以上的洗衣机和近20%的电冰箱都在中国生产。欧美有一说：仔细看看玩具产地几乎都是中国，圣诞节简直就是中国商品的促销日。套用今年春晚宋丹丹的话：形势那是相当的壮观呀！翻开红火的背后是什么？日本通产省的报告称中国是世界工厂，我们还真的把自己当成全球制造中心了，其实我们不过是一个世界车间，全球产业链上一个两头在外，污染在内的畸形车间。中国当下80％的外贸依存度开创了全球贸易史之最，已经是坐在过山车上超高速行驶了，带来的问题个个都挺麻烦。1资源问题，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贵，搞的几个发达国家一会说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一会说中国输出通货膨胀，最显眼的是石油问题，就是国家这几年一直重视的能源安全问题。仔细揣摩国家的外交策略，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石油的影子，因为我们要进口大量石油。我们的政府顶着欧美这两个最大贸易伙伴的压力去和委内瑞拉、尼日利亚、伊朗、苏丹等交往，在巴基斯坦修港口、在缅甸泰国规划输油管道等等。没有办法，因为其他大的产油国都被他们把持着，马六甲海峡被他们监管着。我们以前还做过石油出口国怎么现在要进口这么多石油呢？这是因为我们是两头在外，污染在内的世界车间。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指中国进口的原料(如石油、铁矿石)经加工后的出口成品(如化纤服饰、化工和电子产品)，而有污染的生产过程则基本在中国进行，污染的是中国的大气、水和大地，污染问题后面再谈。我们随着出口的增加对资源的胃口也愈来愈大，我们买石油，虽然我们买的大多是高硫的便宜油但轻质油的价格也下不来了；我们买铁矿石，铁矿石加价70％还多。世界加工车间的中国只赚取一点菲薄的加工费，这些加工费与治理污染所需费用相比，可谓杯水车薪。2环境问题，在进口各种资源的同时，很多在华外资企业所需原料和能源也由中国提供，而这些原料的采掘或生产会严重污染环境。如煤炭和有色稀有金属，特别是电力，中国多为火电厂，它们是造成大气硫化污染的元凶。目前火电厂已成中国大气污染物大户，2004年排放二氧化硫约1100万吨，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50％以上。按照目前的排放控制水平，到2020年，我国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将达到2100万吨以上。如果火电厂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得不到有效控制，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影响到未来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贸易摩擦问题，这个大家听的太多了，从打火机到电视机、从皮鞋到假发、从窗帘到床单，数不胜数。国人甚是纳闷，不是wto了吗？不是自由贸易吗？咋又整出个反倾销呢？龙永图先生因为领衔wto的谈判，加上去年又在汽车行业发展论坛上发表汽车行业不需要自主品牌的言论，引发龙何之争，惹起网上“卖国贼”的讨伐声一片，是否是“新李鸿章”不知道，但他留下的242条款让中国的纺织品成了wto的一个例外，从袜子到围巾、从内衣到外衣，几乎没有哪种纺织品没发生过摩擦。直忙的薄部长成天飞来飞去，曝光率那是相当的高！4利润下滑问题，与中国外贸光鲜的增幅曲线相对应，入世以来，中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单位利润却在一路下泄。以化纤印染布为例，每米出口毛利润已由4年前的0.11元下泄为0.03元。也就是说，出口价格战越惨烈，企业争份额、抢市场的拼劲越甚，出口价格就越低，呈典型的恶性循环状态。5金融安全问题，我国目前的出口一直是外资企业占大头，资本的特性是逐利的，很多外资是看中了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环保保险等社会成本。成立的企业仅具有对产业低端的加工能力，信息来源和销售渠道严重依赖海外供应商和进口商。随着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威力的体现，老龄化社会来的将比大家预想的快，青壮劳动力的减少必将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随着国人对环境问题、劳动者的社会福利保障问题的重视程度提高，外企的社会成本也会慢慢增加。到了一定程度，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决定它能从发达国家流入中国，同样还会从中国流动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去。什么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中心，到最后会因为没有核心技术又没有了资金、成本也不再具有竞争力，连世界的加工车间也做不成。谈了这么多出口带来的弊端并不是要否定开放回到闭关锁国，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开放是唯一选项，出口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我们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想仅仅依赖出口就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可能的。

    再说投资，投资是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但投资和消费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要保持平衡的，如果消费需求存在问题，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就会出现过热，出现生产过剩，会出现泡沫，产生金融风险、经济震荡。不要说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安全运行有时都不能保证。这个问题说起来复杂，一般人不感兴趣，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像这两年的房地产投资市场，疯狂上涨，百姓看得头晕、地产商赚的盆钵满盈、学术界一片乱套。有学者说泡沫将破裂（谢国忠），有学者说市场发展正常、泡沫论是阴谋（历以宁），有地产商说房价还有上涨空间（孙宏斌），更有学者说房价在未来十年还将上涨3倍（王建）！可政府左一道又一道文件要求稳定住房价格（从121号到71号到国八条一次比一次严厉）。现在的房地产投资市场有没有泡沫？不提供结论，在泡沫没有破裂时，你是无法证明泡沫的。但在房地产界，搞假按揭，造假合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森豪公寓骗贷案”表现得尤其充分。在这个在2004年4月披露的诈骗案件中，森豪公寓开发商利用员工名义虚构买卖合同，提供虚假收入证明，套取银行贷款6.4亿元。但所有这一切，没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性的“愚蠢”以及有意的合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在中国商业银行一窝蜂纷纷将房地产贷款作为“优质贷款”的倾销式竞争中，金融纪律松弛的现象比比皆是。投资过热的泡沫一旦破裂对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在1997年香港地产市场崩溃之后，到2002年短短5年之中，房地产价格暴跌了70％。日本的地价从19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正式崩溃以来，经历了长期下跌过程。从1991年的最高峰计算，日本的地价直线跌落了80％。这将日本经济拖入了几乎看不到希望的长期停滞阶段。

    有这么几组对比数字，更能清晰地说明问题：贸易大国外贸依存度的平均值17％、我国80％；发达国家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平均2％（美国为负数）、我国18％；发达国家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18％、我国49％；发达国家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已达80％、我国33％，虽然我们现在是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不能硬靠，但差别太大。差别还可以解释为发展趋势，让消费这架马车跑起来是我们要做的，这还涉及到效率与公平的分配制度问题，为了不冲淡主题，下次再解释。

    前面对出口和投资谈了这么多是想说明一点：以市场经济史作观照，健康因而也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总是以消费拉动作为“母动力”。所以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创新自主、拉动内需等等政策，而8亿农民的消费市场如果能激活将是国家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

    第二个严重后果是社会动荡，这个决不是危言耸听。国际通用的贫富差距考核指标是基尼系数，警界值是0.4，超过警界值，社会将发生动荡。我国现在已经到了0.5。为什么没有发生社会动荡呢？这和我们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有关，也和我们受传统的儒家文明影响有关。虽然现在没有发生社会动荡，但不代表永远不会。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乡社会发展差距过大，这个差距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已经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为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的某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不能满足、并且其利益诉求足够强大的时候，就会形成制度变迁。如果没有诱致性的变迁（指过去的变法、现在的改革也包括政策的调整、引导），必将会出现强制性的变迁，强制性的变迁是伴随着血腥、暴力和社会剧烈动荡、倒退的，就是俗话说的改朝换代。

    如果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大众来说不是太敏感的话，社会剧烈动荡会深深地影响到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谁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出现，对国家、个人损失都太大。于是政府提出五个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战略。新农村建设就是一个诱致性的变迁，下面我们来了解新农村战略的出台过程和具体内容。

    (太晚了，明天再写)



    2、三农问题成因及建设新农村战略的出台

    既然建设新农村就是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就要分析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其实作为传统上的农业国，“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经典问题。目前对三农问题成因主要有集中在三个方面：市场、国情、体制。侧重面不同得出的解决思路自然不同。

    市场矛盾说是把三农问题原因归结在农业是低效率产业，存在收益递减特性，而资本的逐利特性在市场化环境中必然从农业流向向非农业，所以农业必然萎缩。同时，在国内经济急速市场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内的小农经济模式无法抵御国际规模农业的市场竞争，自然而然要产生三农问题。由此产生的解决思路有：发展规模经济、现代农业、农业产业化；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建设小城镇；增加国家投入、农业补贴；改革农村金融体制，还有从发展规模经济延伸出来的土地流转及推行土地私有化等等。

    国情矛盾说相对好理解，人多地少，人均可耕地不到一亩半，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我国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每公顷可耕地上的农业人口是美国的85倍。众多农村人口拥挤在有限的耕地上，形成过剩人口。现代社会既不可能大规模向外和平移民，也不可能武力对外殖民。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我们能够拥有的土地资源，又几乎被开垦完毕。在西北地区，凡能养活人的绿州，都已人满为患。在西南许多地区，70多度的坡地上都种有庄稼了，变成“大字报”地，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由于强调这个原因，对三农问题便有个极端的说法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先消灭农民”，其他侧重这个方面的解决办法还有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稳定农村生育率；发展打工经济、转移农村劳动力；发展小城镇、就地转移农业人口等等。稳定农村低生育率好理解，可能有人不理解要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什么原因。一是外出打工需要提高素质，所以国家有培训农民工的阳光工程，二是农村还存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在这错误观念的指导下便有“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所以产生了超生游击队的小品和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有“铁的手腕、铁的心肠、铁的作风”一说。

    体制矛盾说把三农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由于商品经济对人性的影响，现代的城市人比较冷漠、过于关注自我，可能会有人认为三农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是农民没本事。而且，现在民工向城市的流动又影响了城市的就业、治安，降低了城市人的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准等等。其实，三农问题的产生，体制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中央现在说要工业反哺农业？那是因为农业曾经哺育了我们的工业。虽然不能说城市工业发展全是农业的功劳，但如果不是在国家机器的调控下，没有农业的牺牲、没有农民的苦，工业的繁荣和城市人现在舒适的生活还要晚来几十年。所以，对我们这个全世界独有的城乡二元体制要多谈几句。

    近百年来的中国多次变革，上世纪前五十年经历三种政权，发生了三次 “土地革命战争”。由于1952年以后中国转变了1949年确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战略，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加快工业化进程，而且当年的财政体制是"统收统支"，全部工业投资出自政府，同时，苏联在完成第6个五年计划以后形成了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纳入国际分工，因此在1956年有所谓"苏共20大"及其后的国家战略全面转变。而中国正在"一五计划"代表的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在不可能跟上苏联的发展战略调整。于是中苏交恶，苏联随即撤回专家、停止对中国工业化的后续援助，这是铁人王进喜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口号提出的时代背景。苏联停止援助后，中国政府财政赤字随即大规模增加，政府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第二个五年计划不得不暂时中缀。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于是，从财政赤字大规模发生以后，1959年政府就开始把已经进城的人向外迁移。同时期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政府在公社一级建立财政和农业银行机构以全额提取农业剩余，并且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结构来保证这种内向型的资本积累。这个积累是残酷的，58年大跃进与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农村出现了满仓的粮食却饿死人的大饥荒；人民食堂解散后，农村一个壮劳力一天工资八分钱，妇女还要打八折，而城市里同期的学徒工一天工资还要值一块，背后的原因是国家为工业进行资本积累。在当时，由于朝鲜战争及其后的地缘政治环境，牺牲农民的巨大利益完成积累是无奈的选择。具体政策或许有些问题，但在大的方面当时的领导集体并没有错。谈到这又想起改革初期文革反思潮中的伤痕文学，说毛主席的上山下乡耽误了一代人的大好青春，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从60年起，城市人口"上山下乡"这种运动现象一直延续。也就是说，每当城市的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量，而城市经济又进入危机和萧条阶段，不能吸纳这些新增人口就业的时候，就会有一次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　

    就这样，实际上我国的经济确实不可能随着工业发展来带动农民的非农就业，而且城市必然要向外排挤过剩人口。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尤其到70年代末期经济完全不能正常发展的时候，政府不得不发动、动员、甚至强迫城市不能安排就业的人都下乡谋生。当时知识青年都会背诵的语录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那确实是大实话。　

    这个逆向的迁移过程表明，在第一次财政赤字导致国家工业化出现危机以后，每当财政缺乏扩大再生产投资能力的时候，就会有一次上山下乡运动，从1958年开始先后进行了三次，都和经济危机本身有直接的关系。　

    谈到这里还想说说城市人在工业化中的贡献，由于国企改革、下岗不是本文的主要内容，所以相对简单。

    在改革前近三十年的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人口享受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保障制度，是靠国家财政补贴维护的。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对城市人群提供全程保障的制度，一方面能够让国家以"许诺未来"而低成本地换取劳动者的几乎全部剩余、加上从农业提取的全额剩余，仅用了不到30年就高速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相对于占人口80％、不能分享工业化收益却只能提供积累的农民而言，又能够有效地把以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为主体的城市人口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内变成对社会起稳定作用的"中产阶级"。客观地说，当年政府提供的尽管是最低水平的保障，但它确实维护了社会相对安定团结，保证了快速工业化的完成。　

    由于国家在"五五"和"六五"计划期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所必须的原始积累，于是就必然会出现改革：一方面必然进入国际市场实现大规模交换，并且按照市场规律调整经济结构；这就是中国70年代提出"引进外资"、80年代提出"市场取向"、90年代提出"市场经济"改革的客观背景。另一方面，代表产业自身发展要求的部门或集团也必然会对原来制度框架内部不能实现其利益要求的内容进行重构；这就是我们先后出现"财政甩包袱"、"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以及"行业垄断"加强、贫富分化加剧、国企破产、下岗等各种变化的原因。随之，当然会导致产业结构改变和社会制度的重构，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出台也是一种必然。当然，由于前面说的三个原因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的建设新农村涵盖了这三个方面。



    下面我们要从建国来农村政策的调整来了解新农村战略的出台过程。

    我们的改革是在摸索中前进，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错了可以再调整再改，对农村的政策也是这样。建国后农村大政策从土改、公社化到大包干，每个政策的出台都有一定历史背景，变动也有其原因。建国初期的“******、分田地”的均田土改政策调动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对新中国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因此有了毛主席领着一群泥腿子打败了老蒋正规军的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只有工业化才能强国富民，国家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加快工业化进程，然后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原因影响下，农村公社出现。公社化后期，随着工业化积累的初步完成，低水平规模化的公社生产效率也越来越低，集体经济终于解体而后是大包干。集体经济解体的解释有多种，有集体经济监督成本过高说、人性本自私说、平均分配导致惰性说、低生产力水平与集体经济这样高级生产关系不适应等等解释。我认为国家全额提取农业剩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如果国家能在初步完成工业积累后及时调整政策，把农业剩余归还给农村，调整城乡割裂的二元制度、放开产业主导权，使得农村及时跟上国民经济发展而调整产业结构，集体经济不见得会解体而且会比小农经济发展更好。华西村和南街村就是摆在面前的例子，相比起大面积农村的窘境、大包干排头兵小岗村的尴尬，基本上可以证明集体经济未必会输给了小农经济。可惜的是毛主席晚年精力不济，十年文革高层陷入政治争斗，错过了时机。当然华西、南街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权利制约确失，需要依靠过硬的领头人等，华西、南街的红旗还能打多久的质疑也有年头了，但目前红旗还在飘扬。

    其实，农村以恢复农民地权为实质内容的产权改革曾经在大饥荒后的六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初两次提出。第一次只是通过“自留地”、“拾边地”以及部分开放集市贸易，给了农民对“集体化”的有限的退出权，第二次大包干的成功在于几乎给了农民完全的退出权。大包干使农村由集体规模经济退回到小农经济，使农民重新获得土地使用权，能够支配部分农业剩余，所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也就是在大包干之后，农业突然打破粮食产量长期徘徊、农产品供给长期匮乏的局面，农民收入增加使农村消费突然上升到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4％，农村市场拉动了城市消费品生产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国民经济危困局面得以随之解脱；由此，被称之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良运动随之全面开展，中国也终于出现了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

    可是，小农经济的自身局限性导致随着农村人口增加，农村土地逐渐“福利化”，对解决农民温饱的生存保障功能日益增强，商品生产功能日益减少。有50%小农其土地产出的商品率为0，还有30%小农的商品率低于30%。80％小农所从事农业剩余太少的问题，不仅并未随工业化而根本改观，反而随人口增加而恶化。

    在改革前期，大包干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令农业取得了骄人战绩，政府忽视了一个问题，大包干仅仅是一个短期高效改革，并不能持久。改革后期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农民逐渐从追求生存和温饱为目标转向追求收入最大化目标，乡镇企业潮、打工潮开始出现，三农问题逐渐付出水面。研究农业的专家温铁军在88年开始提出了三农问题，国家也渐渐开始重视。但可以这么说，直到新农村战略的提出前，由于对三农问题认识不足，我们的农村政策一直片面的。如前所述，三农问题原因复杂，仅仅就某一个方面问题提出的、不是系统的政策，不仅没有任何效果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像前面提到的增加农业补贴、减轻农业负担、规模化经营、推进土地流转、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劳动力转移、小城镇建设等等，客观地说出发点都是很好的，但由于不全面。举几个例子，像加大农业补贴，由于我们庞大的农业人口，补贴注定只能是杯水车薪，如果像欧美那样补贴，我们的政府可能会破产。减免农业税是好事吧？为何现在农民反响一般呢？目前涉农的相关产业如肥料、农药、农机、农产品加工等等都是由城市工商资本控制，在政府监管政策不足或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导致的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会把政府投向农业的资金化为城市工商资本的利润。听听农民怎么说的：政府真会糊弄农民，免了农业税又发了补贴，补贴一亩地发了十块八块，可肥料一涨价加倍倒回去还不够。这当然不是政府的初衷，可我们又不能责怪资本没有良心，因为资本生来就是追逐利润的。再说小城镇化，前几年小城镇化很红火，包括全国有点基础的乡镇都在扩大城镇规模，到处开发某某一条街、某某大市场，到处铺摊子，形势那是相当的鼓舞人心。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还好，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在中西部，由于没有足够的产业支撑，有多少小城镇开发出的商品街冷冷清清？有多少大市场杂草丛生？诚然有官员因单纯GDP的考核机制不健全导致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存在，但违反经济规律，抱着美好愿望凭主观意愿去跨越式发展也是有的。而我们从建国因为这个原因犯的错误、吃的苦头够多了。还有一个是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消灭农民、加快城市化的政策也是有弊端的，这个政策和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等政策是在推崇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学者鼓动下，学习套用了美国的相关政策。但中国和美国不同的是一个地多人少、一个地少人多，美国几乎无农民、中国几乎无农场。劳动力转移是必要的，也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因为土地不能增加，农民需要减少。可是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单纯寄希望城市化是不可取的。因为，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实现50%城市化率，人口控制在16亿，还是有八亿农民，而城市扩张会占用耕地，人均耕地反而更少；现劳动力过剩的国情使劳动力的价格上涨幅度有限，所以打工的农民已经过亿，农民的收入增长还是缓慢、城乡的差距依然在扩大；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给城市带来的就业、治安、福利等问题已经显现，在广东“拒绝河南人”的标语都已经出现；在繁华都市的背后，破落的民工区已有贫民窟的色彩，快速发展的城市已渐渐“泛拉美化”。

    如果看过韩剧，对韩国农村生活的舒适一定有印象，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和国内同日而语，2004年韩国的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是1∶0.94，而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韩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始终是1∶0.8～0.9。而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新村运动”，是带来城乡和谐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细心的人会发现政府其实在0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报告就提出：“努力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前城市化中出现的矛盾，中国高层也在思考到底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如何调整城乡关系，又如何进行乡村建设，为中国人的大多数农民谋福。在筹划“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央曾派考察团到拉美考察城市化问题，到韩国考察“新村运动”。拉美一些国家由于城乡差距过大在城市中形成大量贫民窟的现象，显然是中国必须设法避免的。而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则让中国的高级智囊们形成了一种认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是可以避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发展差距拉大，三农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城乡是可以和谐发展的的。去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温家宝总理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概括为20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个字涵盖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国家对三农问题思路已清晰展示在民众眼前。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今年二月十四日省干培训班开班式上讲话中所阐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好“三农”问题，不断开创“三农”工作的新局面。“至此，新农村战略基本完善，隆重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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